恩克鲁玛时代的思想变迁以及走向落寞

毫无疑问,恩克鲁吗持久声誉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将他推翻并取而代之的人。他在加纳的历史上留下一块在他死后仍继续吸引并激励其许多国民以及全世界的非洲人后裔的印记。

对刚果政策的失败使恩克鲁玛从不结盟转向更积极地与集团增加共识的立场。甚至在卢蒙巴被暗杀前,加纳就一直在向东方靠拢。贸易和劳工部部长科乔博齐奥在I960年就曾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带回来激动人心的财政援助和技术合作的许诺,显然都不带附加条件。1961年,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加纳,到这个时候,像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也与加纳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而,这个政治方向转变的最为显著的标志是1961年恩克鲁玛的东欧国家之行。当恩克鲁玛的讲话越来越与苏联情投意合的时候,对于后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恩克鲁玛称赞他们将许多共和国和邦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联邦,并将苏联看作是非洲学习的榜样。恩克鲁玛总是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对接受西方资助沃尔特河工程的关切迫使其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慎重。1961年,他得到了美国对该工程的资助,社会主义信念可以更加公开了。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认同在该党保守派(以长期的坚定分子如内政部长克罗博艾度斯和财政部长克姆拉格贝德纳为代表)和典型的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对于保守派,他们的关系及热情仍在西方。社会主义者自己也分为非洲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由信息部长科菲巴阿克领导的前一个集团,想使社会主义适应非洲的情况,而由大会人民党,即后来的总统事务部长塔维亚阿达马菲奥领导的后者却反对任何适应性修正。像刚果独立这样的危急形势总的说来巩固了社会主义者的地位,因为恩克鲁玛将他的失败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操纵”。1961年,恩克鲁玛在温尼巴建立了夸梅恩克鲁玛意识形态研究所,以培训立志献身的社会主义者和非洲自由战士。因为无法吸引高素质的学生,许多来自东欧国家的成员又不懂授课使用的英语而使此举并不特别成功。然而,到1961年,社会主义者在加纳社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他们或者主导或者占据着像工会代表大会、报纸《晚报》和《加纳时代》、政党、加纳银行、加纳商业银行和意识形态研究所这些机构的实权位置。

阿瑟刘易斯后来描绘大会人民党“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派系之间一分为二,他们之间互相仇恨,交替受到恩克鲁玛的青睐”。1961年4月,恩克鲁玛发表“向全国发出的黎明讲话”,力图解决党内不断增长的分裂危险。他严厉批判当时在加纳社会中俯拾皆是的腐败。许多腐败牵涉到党员和政府的重要官员。保守派特别容易就成了替罪羊。例如,克罗博艾度斯的夫人非常过分地从英国进口了一张镶金床。大会人民党已经成为“一个掌权者们非常有利可图的财富资源”,恩克鲁玛承认这一点,制定了党员财产规定。更有意味的是,该讲话是一个获得具有恩克鲁玛社会主义信念的新的追随者的机遇。已经“抛掉早期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老同志遭到降级或开除,最大的受害人是克姆拉格贝德纳,他曾怀疑苏联是否能够帮助他们付清迅速增长的西方债务,因而使自己不受欢迎。他被解除了财政部长的职位,暂时担任卫生部长。几个月之后,他与其他许多保守派一起被迫辞职,他们在全国大会上谴责了《预防性拘留法案》之后,很快离开加纳,加入到国外的纳政治流亡者的行列之中。新追随者拥抱“恩克鲁玛主义”和个人崇拜,认为恩克鲁玛将成为第一任非洲总统。他们可笑而肉麻地称呼他为艳舞男孩、他弥赛亚式的奉献、荣誉的源泉和最为典型的加纳之父。1961年,恩克鲁玛还建立了一个将取代被斥责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童子军”运动的“加纳少年先锋队”组织。其青年成员对恩克鲁玛的英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将他神化,宣称他是他们的救世主的程度。这点让加纳的广大基督徒和宗教民众心生反感。加纳的英国主教罗斯维尔牧师因在加纳基督教会中领导反对该“早期无神论”而于1962年遭到驱逐。“少年先锋队”受到鼓励,揭发其父母和师长的反恩克鲁玛主义情绪,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私下里对恩克鲁玛和其政权的唐吉诃德式举动的反抗”。帮助恩克鲁玛向左转的是1961年加纳面临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危机。到这一年年末,可可的国际价格已经直落到每吨500美元以下。国家被迫大幅度缩小其日益萎缩的储备。此外,政府不是削减开支,而是引入一个增加消费税、新购买税和最不受欢迎的对每年超过330美元的全部收入强制性征收5%税款的苛刻预算。后一项决定主要影响到了熟练和半熟练技术工人,1961年9月头一次征税,就在阿克拉和库马西的运输工人以及塞康第一塔科拉迪的码头和铁路工人中引起了一场大罢工。此时,恩克鲁玛不在国内而是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大会,但他一回来就将这次罢工看作出于政治动机。一场逮捕工人和反对派领导人的浪潮接踵而至,像丹夸和乔阿皮亚就因他们支持一场“非法罢工”而被捕。国家专横地向左而行,大会人民党下院议员的忠诚也受到怀疑并纷纷被捕。

经济的崩溃也引导着经济向左转。1961年,准备实施到1964年的第2个发展规划被正式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1961年开始的一个新的7年发展规划草案,该规划将进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根除殖民结构”。为此目的,他们从国外招募了两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专家: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经济学的尼古拉斯卡尔多教授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瑟夫伯格诺尔。卡尔多特别相信强制储蓄的必要,于1961年将一个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计划纳入预算。最后,这个社会主义者的新建议在大会人民党的1962年《工作与幸福计划》和1963年的《7年发展规划》中公之于众。

在这个新经济秩序中,加纳政府要主导经济。1961年建立起来的加纳国家贸易公司成为该国进口货物的主导者及分配者。大多数金矿和钻石矿都被国有化。建筑工程全被国家建筑公司接管。国家也接管了银行和保险业。工业发展也由国家控制,到1965年完全国有的产业达22个,同时有另外20个正在进行中。依靠机械化技术的国有农业建立起来,大多农业机械都从东欧国家进口。建设者旅改名为工人旅,主要经营国营农场。国家不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为了消除国营渔业公司的一个有力竞争对手,恩克鲁玛提议将这个年轻商人置于国家控制中,当时已经吸收了他的公司。他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但完全知道其将面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要得到经营所需的进口设备已不再可能。不受国家控制的唯一重要项目是1965年9月完工的沃尔特河工程。

这些新的经济警察成功地打破了外国资本对加纳施加影响的强大控制力,也避免了当地企业阶层的崛起。然而,国家经济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国家贸易公司的低效率和恩克鲁玛坚持从东欧国家进口货物导致了加纳依赖的进口货物的严重短缺。像糖、米、奶、面粉、肥皂、药品和汽车配件等基本物资在加纳都无法获得。接踵而来的是囤积居奇和价格飞涨。人们为了“购买一包糖”而不得不在阿克拉的体育馆排起长队。国营农场运作极其低效,耕种农田的工人旅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计划不周使计划本身常常行不通,工业处处受挫,加纳不得不向欧洲财政机构寻求异常昂贵的短期贷款以进口所需要的基本物资到1965年,在1957年已近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减少到不足1.5亿美元。

让加纳经济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可可世界市场价格的持续下跌。1964-1965年,其价格已经跌落至每吨347美元,不断增长的营销成本使可可销售税收的公共分配成为负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纳可可农的生产那一年却获得572000吨的大丰收,这个数量是1957~1958年产量的1倍还要多。作为加纳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东欧国家对加纳的帮助微乎其微。他们只增加了加纳的可可消费量,但他们却是很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们以世界市场价格来购买加纳可可,却要加纳以西方货币来购买他们的货物。甚至他们的援助项目也都暗藏着附加条件。加纳不可避免地贡献大量硬货币以完成东欧项目,到1962年,加纳官员的工作已被看作主要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满足机械设备方面的出口目标”。即使是交换学生项目也是值得怀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质量很低,一般说来非洲学生的生活条件也很差,而严重的种族歧视使情况更加糟糕。

在这些困难时期,腐败俯拾皆是,使经济管理不善的情况更加严重。腐败从最高层直蔓延到社会最底层。在小说《美丽者尚未诞生》中,阿玛对加纳死气沉沉的恩克鲁玛主义的描述中,仅有的几个诚实人成为社会的罪犯,甚至受到其家庭的轻视,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借助欺骗和偷窃而变得富有。反抗是危险的,暗杀恩克鲁玛似乎成为实现改变的唯一途径。1962年8月,在从上沃尔特返回的途中,恩克鲁玛在边境小镇库伦古古会见了莫里斯亚米奥勾总统以消除两国间的贸易困难,刺客向他投了一颗手雷,炸死一人,炸伤55人。恩克鲁玛自己受了些碎片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阿克拉及其周围出现许多起炸弹爆炸事件。恩克鲁玛利用这些来打击他的政敌。经常被议论为恩克鲁玛总统接班人的总统事务部长塔维亚阿达马菲奥和曾是1948年被捕的六人团中的外交部长阿科阿德杰遭到拘留,被拘留的还有数百名其他参与暗杀的嫌疑人。

最后,12人被推向一个由国家首席官阿库科萨赫爵士和另外两个最高法院法官凡拉尔和阿库福阿多主持的特别法庭接受审判。被告人中有5位被宣布有罪并被判死刑,但涉及阿达马菲奥、阿德杰和大会人民党执行秘书科菲克拉布企图谋杀总统的证据不足。1963年12月,他们被宣布无罪。恩克鲁玛一怒之下解除了首席法官的职务。很快,国民议会通过了刑事程序法,该法让总统有权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无效,恩克鲁玛随即对上述审判行使了这个权力。对于党报《加纳时代》的主编来说,首席法官的被解职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事先没有告诉恩克鲁玛判决结果”。恩克鲁玛也利用这次暗杀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修改了两条宪法,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政治权力。一条是给予总统在理由充足的时候解除法官职务的权力,另–条实际上使加纳成为了的国家。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参加这次可笑的公民投票的人中93%压倒多数的投票者支持这些变化。此时,大会人民党的最大反对派不是逃离该国就是遭到拘留。1963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有586人被预防性拘留。

然而,反对派仍然存在。1964年1月公民投票后不久,一位在三军司令官邸执勤的巡警向恩克鲁玛开了5枪,但都没有击中目标,却杀死了一个保镖。恩克鲁玛又利用这次谋杀来肃清警察和安全部队中的上层。从此,警察不再允许携带了。保卫总统的任务由苏联军官组成的总统精英部队接管,对于他的安全,这支部队异常偏执妄想。再次出现大量的逮捕,丹夸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年之后,他死于臭名昭著的恩萨瓦姆监狱。其他恩克鲁玛的主要对手加人律师和政治家奥贝泽比兰普蒂在1963年也死于此。加纳大学公共教育学院主任德格拉夫特约翰逊博士也被指责不忠而被捕,许多外国工作人员遭驱逐。大学出现喧闹的活动,党的支持者大声辱骂学生并打破窗户。在这个时候,加纳大学,特别是莱贡校区,对恩克鲁玛企图控制入学、职位任命和选址的计划发起。

该政权变得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原定于1965年的大选不得不取消。选举要根据立法会规模从104人增加到198人的新选区来进行。大会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占据着这些席位,这基本上意味着恩克鲁玛亲自选定了这些成员。加纳甚至不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而是直接在总统统治下的人治国家。国会成员很少有人仍有足够勇气讲出反对政府的话,批评党员明目张胆的腐败,或国家医院中的缺医少药,这样的反对者都从立法会议中被驱逐出去了。此时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像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比马克思更马克思、比恩克鲁玛更恩克鲁玛的独断专行。好像他们正“积极准备着为接管领导权打基础”。

然而,尽管加纳有这些变化,却保持了与其先前母国的联系。尽管与英国的关系紧张,但恩克鲁玛还是能够让伊丽莎白二世于1961年访问加纳。甚至到了1964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时任英军参谋总长的蒙巴顿勋爵也访问了加纳,这是一个英国军事力量留在前殖民地地区之重要性的标志。加纳也仍然保留了其英联邦成员的身份,但1965年,当罗得西亚人单方面宣布从大英帝国脱离出去的时候,这一与西方联系的纽带也开始变得脆弱。加纳在批评英国没能防治这些白人少数派攫取权力方面一马当先。恩克鲁玛呼吁军事干预。I960年刚果的例证还历历在目,他希望加纳军事力量能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最终,在来自其他非统组织成员的压力下,加纳被迫与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就是在英国外交官离开之后,一个包括一名英国陆军准将在内的军事使团仍保留了下来。

军事干预罗得西亚的可能对于士气不佳的加纳军队来说是最不可取的。似乎总统个人警卫团将会接手常规的军事事务,这既被质疑,又缺少资金。甚至当恩克鲁玛继续支持在罗得西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还是迫使一些军队中资格最老的军官解甲归田。根据阿弗利法少校的回忆,正是这行动导致了1966年2月24日推翻恩克鲁玛的军事政变。恩克鲁玛曾欢迎几周之前尼日利亚发生的军事政变,并试图加强夺取政权的更为激进的军政府成员的地位。他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在自己军队的手中他倒台有多快。当政变发生的时候,恩克鲁玛正在中国访问,致力于加纳等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结束越南战争的使命。像恩克鲁玛的众多计划一样,这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任务,因为美国人和北越人都对听从一个破产了的非洲国家的建议不感兴趣。美国人确信恩克鲁玛的垮台即将到来。他们拒绝提供急需的食品援助。北越感到战争的浪潮正对他们有利,所以没有必要谈判。恩克鲁玛自己的人员已对该任务死了心,但他执行该目标的决心表明,“加纳之父”为一个外交成功已变得多么不顾一切。

政变本身在加纳受到欢迎,比国家的独立更让人热情澎湃。只有总统卫队进行了短暂的抵抗,24小时政变就完成了。在宣称他为国家创立者的国会外面,恩克鲁玛的雕像被拉倒在地并被砸成碎片。政变后的夜晚,酒吧里挤满了庆贺的人群。街道上出现了打扮成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的,支持新统治者的。甚至跟随恩克鲁玛到中国访问的74人代表团成员也抛弃了他们先前的领导。恩克鲁玛曾派到亚的斯亚贝巴非统组织会议抗议加纳新政府上台的外交部长奎森-塞凯逃往阿克拉,在那里他也宣誓向新政府效忠。监狱释放了所有被恩克鲁玛拘押者,开始投入新的政治犯。拥有200万坚强党员和50万军队的大会人民党没有进行抵抗,只通过一份广播声明就将自己解散了。至于恩克鲁玛,他的朋友和有时是对手的塞古杜尔总统为他提供了避难,并给予他几内亚荣誉联合总统的名份。他在新家度过了5年时光,起草计划,种植玫瑰,等待加纳人民将他召回。恩克鲁玛最终患上癌症,飞往布加勒斯特就医,于1972年4月27日在那里病逝。

结尾:恩克鲁玛被推翻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反抗,加纳人带着明显的热情欢迎政变,长达15年的大会人民党的统治这么容易就结束了,只能解释为政变得到广泛认同。对于时时引用恩克鲁玛语录的死心塌地的恩克鲁玛主义者来说,加纳已经被“民众中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某些反动分子挑唆帮助的军警中的叛徒夺取”。